四川泸州龙马谭区交通局长因两年不交停车费，涉嫌打骂管理物业的老汉，被曝光后遭到免职。但是，5天之后，被免职的交通局长就平级调动到泸州经济开发区，做了办公室副主任。（ 8月13日，四川新闻网）
被免职的官员复出，这两年一直是个总令舆论保持热度的新闻。不过，像这样闪电般复出的官员，还是破了记录。如果为了地方声誉着想，泸州可以凭这个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估计不会被拒绝。这样的闪电复出，让我想起过去老北京饭馆的一种风俗。那年月，北京的服务业对客人是上帝这个说法，特别服膺。饭店上下，从老板到跑堂的，待客人格外殷勤。如果有哪个客人对跑堂的或者端菜的表示了哪怕一丁点不满，二话不说，老板立马在客人面前，命令此人走人。这人也就乖乖地回屋夹上铺盖卷，在客人颜面前消失。其实呢，这只是给客人一个面子，大家心照不宣，跑堂的从前门走出去，转一圈，从后门又回来了。所以说，此番交通局长大人被免职，无非也是给媒体和民意一个面子。面子给了，人家转一圈自然还是得好官我做，否则，人才可惜了。
一个交通局长，长年不交停车费，还要打人，而且是打老人。这样的行为，第一违法，第二属于标准的丑闻。交通局长不交停车费，执法犯法，还要打人，论国法，是要罪加一等的。如果论世情，此人此行，简直就是一个街头流氓无赖。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做局长，局长当不下去了，转身就变成办公室主任。真不知道，泸州当局怎么会如此珍惜人才，难道说，诺大的泸州，连做办公室主任的人都找不出来了吗？

斑马线和红绿灯，都是从西洋学来的玩意。刚学来的时候，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马路还真是马路，四轮和两轮的马车要比汽车更多。行人和黄包车横行无忌，满世界走，既不看红绿灯，也不走斑马线。当然，汽车更牛，闯红灯几乎是每个开车人的固定习惯，至于斑马线，就更不在意，也没法在意，因为没人专门从那里过马路。在今天西南某些偏僻的中小城市里，古风犹存。前两年我去贵州安顺，每逢集日，马路上别说马车、牛车，连猪都到处跑。无疑，在这种状况下，斑马线的引进，就是摆设。这种状况，在中国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在我小时候，中国已经没有了私车，但汽车依然相当稀罕。开车的人，属于社会上等人，所谓“一有方向盘，二有听诊器”之辈，牛气得不得了。女孩子嫁人，首选就是开车的。这样的牛人，当然不会在乎什么斑马线。一上路，就一路高音喇叭，呼啸而去。当然，碰上人烟特别稠密的时候，也只能边按喇叭，边骂街，边挪。不管如何，那年月，开车就是一种炫耀，一种特权。
眼下，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汽车时代。马路上基本已经没有马了。大一点的城市，汽车保有辆大抵饱和。出门，动辄塞车，马路就跟停车场似的。私车多，公车更多。不仅国内汽车生产商赚得满盆满罐，国外厂家，也一窝蜂涌将进来。国际最顶尖的好车，在中国的马路上都有。但是，过去的积习，却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开车，不仅是代步，还是炫耀。有车就比没车强，车越是好，炫耀的那份得意，就越是强烈。刚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房贷头款还是父母交的，就迫不及待要买辆车，哪怕贷款也得买。至于开上奔驰、宝马和保时捷的权贵和富家子，那就更了不得了。有事没事，也要开出去兜兜风。兜风的时候，最希望碰上过去的熟人。如果原来是小地方出来的，买了好车，哪怕家乡的路坑坑洼洼的，也要开回去在乡亲们面前显摆一下。

过去几年盛传的一个说法，中国几千个亿元户，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弟。现在被官方媒体证实，据传是数据来源的几个官方权威研究机构，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调查。这个说法，其实来源于境外媒体。而相关的境外媒体，也没有公布数据的来源。看来，这个传了好几年的数据，居然是“境外反华媒体”的一种别有用心的捏造，而中国广大网民，又当了一次不明真相的群众。
不过且慢。网民不明真相的轻信，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有人编一个数字，告诉网民说中国的亿万富翁，百分之九十都是农民，或者下岗工人，肯定没有人信，所有人都会当它是玩笑。为什么会有人相信高干子弟占据了富翁金字塔的塔尖？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权力就是可以换来金钱，即使不是以权谋私，占有权力场资源的高干子弟，如果想要经商的话，也天然地会具有优势。父辈即使不关照，求到哪个官员头上，也会买账。当然，尽管也有高干子弟甘守贫寒的，但的确也有数量不少的若辈，就是凭借父兄的余荫，进入商场打拼，做的风生水起。这种现象，说它是以点概全也罢，说它是刻板印象也罢，反正有根有据，而且是人们的耳濡目染。既然社科院有关课题组，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这样一些中国最高端的研究部门，已经出面辟谣，说是根本没有做过相关调查，更没有得出过这样的数据。那么，是不是可以让这些机构，索性做一个相关调查，真刀实枪地查一查，到底亿万富翁中，有多少高干子弟？这样做，岂不可以更有效的以正视听？而且，以今天的资讯条件，做这样的调查，似乎一点都不难。毕竟，亿万富翁人数不多，凡是亿万富翁者，大抵是企业家，自然会资金往来，资产数量，即使不是官方权威机构，也可以查到。否则，怎么会连外国人都可以做出中国的富豪榜来呢？

据报道，目前已经有8个省市拥有副厅级甚至厅级的县委书记。这股从广东刮起的拔高级别的风，现在愈演愈烈，大有在全国普及之势。以我的预测，只要这种高级别配置最终得到中央默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全国的县委书记，最终都会变成副厅或者正厅级。从前县委书记等于处级的概念，势必成为历史。
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人们在官场上做官，无不希望官阶高一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每个朝代之初，官阶和官职甚至官缺大抵是相匹配的。什么官阶做什么官职，填什么官缺。但是，在做官的人们热切地推动下，加上朝廷需要钱，不得不卖官帽子挣钱。于是，官阶、官职和官缺之间出现不平衡。官阶最滥，官职次之，最后是一堆官阶很高，也具有官职的人，在候缺——等职位出缺，好去做官。事实上多数人根本没有希望做上跟自己官阶和官职相符的官位。汉朝是貂不足，狗尾续 ——滥封官封的，高官帽子上的装饰不够了，用狗尾巴代替。唐朝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原来是宰相才能挂的衔，但是到了晚唐，挂这样头衔的武夫，满地都是。晚清的时候，湘淮军里往往是一个哨官（相当于排长），却有一二品武官的官衔，但他却只能做哨官。左宗棠的护卫，个个都是黄马褂，头品顶戴。一次，一位三品官衔的布政使来见左宗棠，护卫不以为礼。布政使对左发牢骚，于是左宗棠下令护卫摆队相送。结果布政使发现，两列护卫个个黄马褂，头品顶戴，害得他浑身不自在。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因受贿受审，宣称有些时候，他拿了人家的钱没办事，不算受贿。（7月31日，羊城晚报）
这年头，总是有官员能说出惊世骇俗的话来，用现在的时髦用语，叫做“雷人”。官员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属于贪赃枉法，权钱交易，这没问题。但拿了钱不办事，是不是就不算受贿？显然，这也是受贿。不是受贿，人家干嘛平白无故给你钱呢？如果是朋友帮忙，你又不缺钱。人家给你送钱，必然是有所希冀，或者希望你帮忙的，结果你收了钱，事却不办。或者是担心你的伤害，购买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加恶劣的受贿。
道理很简单。拿钱办事（当然属于违法办事），属于自古以来官场的潜规则。这种做法，从来都为制度所不允许。由于自古黑道向来如此，所以，那钱办事，略等于黑道规矩。从来人们办事，尤其是办一些违法的事，总是白道不成走黑道，黑道花人钱财，为人消灾，拿了钱，自然要替人办事。实际上，这就是古代黑道生存的“ 道”。所谓盗亦有道，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拿了钱不办事，那么就会被同道所不耻。
当然，一个官员，其自己的行为跟黑道类似，无疑是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如果一个官员行为连黑道都不如，那么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据新华社报道， 7月30日傍晚，一场暴雨突袭京城，即将举行“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的某剧场外一片慌乱。剧场外的上百名小演员们纷纷跑向剧场内避雨，但却被入口处的工作人员拦住，不准入内。多名带队老师与之交涉，依然不能放行，其理由是“没到时间”，“里面的演员已经很多了”。在演出进行中，剧场方面再次给出了一个解释：“之所以没有让孩子们进来，是怕礼堂台阶上人多路滑容易摔倒。”
当然，这样的解释，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信。让几百个花季的孩子在瓢泼大雨中淋着，真正的原因，只是剧场工作人员的冷漠——一种跟公事公办，官僚主义习气相联系的习惯性冷漠。对他们来说，孩子们是不是淋雨，会不会因此而得病，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乎的，只是所谓的规矩，或者领导的指示。别说外面在下雨，就是下冰雹，也一样无动于衷。原本作为人的天性的对孩子的怜惜，早就在刻板的公事公办中丧失殆尽。无论场景如何，也无论孩子的境况有多糟，更无论带孩子的老师们如何说情，换来的，只能是一付毫无表情的面孔。
这样的面孔，这样的冷漠，我们似曾相识。在很多大衙门口，很多堂皇的场所，我们都能非常幸运地碰到这样的面孔，和这样的拒绝。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或者医院，都能发现类似的“工作人员”。但是，只要把孩子换成领导，那么，此前还冷若冰霜的工作人员，就会立马满脸堆笑，灿烂得跟桃花似的。契柯夫笔下的变色龙，其实不仅活在当年的沙俄，而且存在于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组部决定，以后县委书记一职，任命权收归省委，由省委常委投票决定。这个消息，对于中国的县治，无疑是一大变局。
中国自从有了郡县以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一直是最稳定的。现在中国的很多县，是从秦汉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变动不大。而相应其他层级的行政区划，则几经大起大落，从郡变成州郡，再变为路州，三变为路府，四变为省、路、府。
县以上的行政单位无论怎么变，县这一级都相对稳定。这是因为县是直接治民的单位，县令是亲民之官，古称百里侯，对于一县之民来说，关系重大，对于国家同样关系重大。县稳则国稳，县乱则国乱。因此，历朝历代，对于县级首长的选拔，都相当重视，一般都由中央人事部门直接任命。有清一代的制度，有诸多不敢恭维之处，但唯有对县治的重视，颇有可观之处。不仅县令由中央吏部直接任命，而且赴任前，必须到朝廷报道，由皇帝亲自接见验看，如果发现有特别不合适或者出格之人，马上撤差。
按今天的干部体制，县委书记仅仅是一个正处级官员。但是，鉴于县治的重要性，县委书记这个正处级官员，显然不同于其他同级官员。当今中国，小县几十万人，大县几百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小规模的国家。政局的稳定，百姓的福祉，经济文化的发展，莫不跟县委书记有直接的关系。因此，重视对一县首长的选择，是国家政事的必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就中央集权体制而言，县级首长选择越是慎重，选择权上收，对县治是有好处的。这些年县委书记和县长出了太多的事情，很多地方的县委书记，简直成了封建诸侯，在自己辖境之内，为所欲为。在某种程度上，跟县委书记的选拔过于随意有关。很多干部，在成长过程就伤痕累累，但却能带病提拔。很猥琐的人，却能做一县的一把手，掌管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生死。他们上任后的所作所为，极大而且直接地败坏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声誉。所以，选择县级首长，谨慎一点，没有坏处。

手术成功，母亲病情稳定，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怀和祝福，特发一篇发在《中华儿女》文章，以示销假。
坊间传说的历史热，说起来已经热得有日子了，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流行榜，排在前面的，总会有几本跟历史有关。这在当下这个主流历史界式微，大学历史系招生都困难的时代，显得相当吊诡。更吊诡的是，眼下畅销的历史类图书，不仅读者多半是年轻人，连写者也是。
好多年了，中国一直处于变革的激荡中，能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年大仙们很活跃，挣了不少钱和地位，但看不清未来人的银子，但即使是大仙，百分之百也说不清未来的变化，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笃信大仙的能人落马或者破产。年轻人的历史热，好像也属于这说不清道不明变化的一部分，不知怎么就来了，什么时候走，没准。我曾经在一篇名为《历史有什么用》的文章里说过，探究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设想，如果一天早上，你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你是谁？从哪儿来的？你将怎样生活。人类学家发现，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传说，这种传说，就是人类对自己来源的一种说法，无论是来源一只鸟，或者一只狗，反正得有这么个说法，否则整个民族活着就不踏实。人类也许可能一阵忙于捞钱，一阵忙于打仗，但忙活够了，总要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怎么走过来的，周期性地抽风，展示一下自己对历史的热爱。

 老母骨折住院，心忧如焚。知我，爱我，评我，骂我的博友们，暂且告假。

津晋高速公路塘沽收费站附近的匝道桥突然坍塌，有关部门勘察鉴定的结果，是因为桥上经过的五辆货车超载，而且逆行，桥上承重偏于一侧，导致桥梁垮塌。（7月18日，新京报）
一座刚刚建成不满五年的高速公里匝道桥，突然垮塌，原因居然是被车压的。当然，道理也未必说不通。如果没车在上面通行，桥断然不可能垮塌，就像广州的九江桥一样，如果没有一只不大的机帆船碰了一下，也不会塌。只是，如果高速的匝道桥上当时仅仅有几个行人通过，或者九江桥只是被鲨鱼撞了一下，有关部门这样的话，恐怕就不好说出口了。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桥总是要过车的，包括载重卡车，甚至也包括超重的载重卡车，一座桥刚好同时有五辆车通过，多吗？一点都不多。塞车的时候，一座桥看上去像停车场一样布满了车，也经常有的事，怎么五辆车（即使偏重）就能把个大桥压塌了呢？难道说，一座高速公路的桥，设计承重能力，连五辆超重的卡车都不到吗？难道说，弯道匝道桥的设计，连偏重的情况都不考虑吗？
在大学的时候，讲材料力学的老师告诉我们，机械设计的实际材料耐受力，一定要比设计要求大若干倍才行，至于桥梁，堤坝，则更是要求保险系数大上很多倍，而且，各种情况都会考虑。可是，现在有关部门告诉我们，一座按道理比普通公路要求更高的高速公路的匝道桥，居然五辆卡车就给压塌了。看来，以后车辆上高速，得在匝道桥上设卡，配置交通警察，指挥车辆限时限量放行。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桥就会突然垮塌，车毁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