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处在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大幅度扩张的时代，每次下乡，都能看到有新教堂出现，在一些地方，晚清官员担忧的教堂林立的状况，已经变成了现实。据近来研究基督教的于建嵘先生告诉我，眼下新教家庭教会加上基督教三自成员，已经有1亿3千万之众。如果这个数字属实，按照中国人喜欢正统的习惯，那么天主教徒应该至少不会少于这个规模。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两亿多基督徒。应该说，这两亿多教徒，主要是在改革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发展的。

我们知道，在1949年之前，打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教禁开了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到1949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才270万，加上几十万的新教徒，也就是300万多一点。要知道，虽然在1900年之前，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有暗中的抵制，但义和团事件过后，则走向完全的开放，官方对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没有任何限制，对于外来的人员、资金和教团往来和公益活动，兴办医院和学校，全是绿灯，也就是说，放任他们在中国“收买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成绩，不过尔尔。对比当时4亿5千万左右的人口基数，300万教徒，不过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七弱，而现在则要占到大约20%左右。显然，现在的中国官方，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明里暗里有着诸多的限制。两相对比，出现了非常吊诡的反差。

在1949年之前，虽然官方对于基督教全面开放，但民间的传统乡绅势力尚在，中国的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宗族和乡社统治的传统礼俗社会，这个社会跟儒家伦理的血肉联系，不是任何外来宗教或者强力可以轻易切断的。同时，中国的传统宗教佛教和道教，虽然在晚清到民国这个阶段已经式微，但信徒犹众，各种民间教门，在民国时期合法化，也有了一定的势力空间。因此，尽管基督教在华极力扩张，而且兴办了大量救灾赈济、医疗服务，兴办学校甚至农村改造这样的事业，扩张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当有限。来自民间社会传统的抵抗，是基督教发展的瓶颈，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度尤其如此。

然而，在1949年之后，尽管基督教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但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教门被扫荡干净，传统的佛、道两教奄奄一息，传统的乡村社会，经过土改和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传统的精英被打翻在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以精英作为基本载体的传统文化，自然也随之消亡，残存的农村礼俗，在失去的精英的主导之后，只能苟延残喘。只是，在改革之前，由于强势的意识形态主导的新文化的存在，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下，人的生活处于格子化的蜂巢社会里，社会控制力度超强，因此，基督教的传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人的宗教需求，已经被政治吞噬。

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都开始放松，原来的蜂巢社会，随着社会流动而呈现瓦解之状。原来的政治信仰开始崩解，政府的社会控制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传统又被前阶段的全能主义统治而扫荡掉了，在客观上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场域（扫清了场地）。加之基督教跟佛教道教比起来，其组织力和传播的效能，都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因此，它目前的大发展是自然的。仅仅有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根本不足以阻挡基督教发展的步伐，有时，这种阻碍反而成为促进力。目前，政府还在竭力阻挡基督教外部势力的渗透，但是，鉴于天主教的组织特性，这种阻碍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新教，外面的因素，也在里面应有尽有。唯一挡住了的，是基督教的公益事业，在赈灾、医疗和教育等事业的公开开展。合法的天主教爱国委员会系统和非法的地下教会，合法的新教三自系统和非法的家庭教会，已经开始出现合流之势，基本上是地下的吞噬地上的，合法的，只剩下一个牌牌。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知道，如此规模的信众，要想回到从前那种遏制状态，是根本不可能了，地下教会的存在，也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对基督教的传播，也开始睁眼闭眼，因为教徒多，对地方治理有好处，至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会少些。但是，政府却就是不肯对所谓的地下教会（包括家庭教会）放开政策，给它们合法的地位。也就是说，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态度是，既无法取缔，也不予承认，任由成亿的教徒在非法状态下生存。就像一个盛满水的水杯，既不把水倒出来，也不让它立住，任由其倾斜。这个水杯很大，大到近乎一座巨大的堰塞湖，无疑，这种状况，对于政府和社会，都是相当危险的。

其实，晚清至庚子义和团之变前，中国政府也曾经对基督教满怀忧虑，也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实际上，除了极个别的传教士有过刺探军情的行为之外，那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机，没有一次是由于教会造成的。相反，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保守的清政府鼓励的义和团疯狂的杀洋灭教行为，倒引发了西方十一国（俗称八国联军）的武装干涉，导致中国的国家主权大幅度流失。

基督教毕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它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过程中，固然在个别国家有对政治的某种介入，但其基本的使命，只是传播教义和福音，因此，在世界上基督教系统的公益事业，是最为发达的。在1949 年之前，中国的大规模赈灾，比如李提摩太等人在1876—1879年华北大旱中的救灾行动，是始于教会。至于西式医疗、教育，更是教会首倡的，连前阶段炒得很热的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其实教会这样的工作也没少做。

现在中国政府一方面让如此众多的教徒处于非法状态，一方面绝然禁止教会从事他们传统的公益事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似乎只能把这股巨大力量引向政治，逼向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大部分基督教的信仰者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因而易于滋生异端教派，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政府所最不乐意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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