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否则，这些所谓的农民工，理所当然就是城市产业工人。事实上，当今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 如果从改革启动开始算，农民进城已经经历了三代人，即使以1992年再次工业化起飞算起，农民工也已经有两代人了。当今25岁以下的农民工，对农村的生 活，已经全然陌生，农活基本不会做了，他们所熟悉的，是工厂，是城市，是在城市里包括卖菜、拾荒、清洁、打零工、做小买卖等各种各样的营生，唯独不知道如 何种地。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居然由于土地政策以及计划生育等原因，根本没有土地。当然，即使有土地的进城农民，也有 相当多的人事实上不种地，不是地留给年迈的老人，就是把土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拖家带口，成年累月待在城里，顶多收获的时候回去帮把手。

对 于近世中国而言，改革以来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属于第二波了。第一波在晚清到民国之间，虽然波涌远没有今天的汹涌，但某些现象，还是可以给现在提供某些 借鉴。一个后发国家，要想搞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城，在传统社会，被视为流民。的确，当初流入上海 的大批农民，的确就是流民，他们甚至是拖家带口，坐着自家的船来的。到了上海，先在河里漂着，然后拖船上岸，接下来把船变成棚屋，定居下来形成棚户区。无 论城市的管理者对他们有多少歧视，他们的生计有多么艰难，他们都不可能回去。像现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期待的那样，在城市需要的时候，留在城里，一旦城市 不需要了，就让他们回去，做候鸟。在第一波时代，就是一厢情愿的梦。

全国的中小学生，同时听一堂课。一堂由部长领衔，一堆娱界和其他各界明星上的课。世界性创举。鼓掌，鼓掌，再鼓掌。鞠躬，鞠躬，三鞠躬。应该发扬光大，此 后第二、第三、所有的课都全国一律，部长领衔，央视录制。每个教室里安装闭路电视，到点播放。全国的教师，大中小学的所有教师，都省了，扫数下岗。不，剩 下一点听话的，改做辅导员。好处大大的。从此以后，不用再评估了，所有的学校的一样了，所有的课程都一样了，所有的教学环节的一样了。中小学家长们也不用 张罗择校了，大学也不用争什么重点非重点了，天下大同，万岁！ 
说什么？第一节课是演戏？那么，教育部改文化部了？瞎说，哪里有看戏还要留作业要人写体会的，不写还不行。分明是课，第一堂课。超世界一流的课。
今晚聚会，有位搞行为艺术的教授在座。大家说起第一堂课，一致认为，这属于行为艺术。回来一想，不对。这怎么是行为艺术呢？分明是小品。再这么搞下去，赵本山该没饭吃了。

重庆掀起打黑风暴，成百欺行霸市，垄断行业，放高利贷的涉黑人士，连同他们的保护伞，一并落马。市容为之一新，老百姓拍手称快。这样的痛快事，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到了。但是，人们不由得不想到一个问题，像重庆这样的黑社会，其他城市有没有？我们还有多少城市，需要这样的打黑风暴？
自古以来，有城市就有黑社会。黑社会不见得都是打家劫舍的匪帮，溜门撬锁的窃贼。真正的黑社会，多半是有产业的。从来，凡是涉及黄、赌、毒的“特种行业 ”，城市交通，货运这样的行业，往往容易为黑社会所控制。一旦这样的行业被黑社会控制，就成了一个排他的垄断事业，不仅正常的市场竞争无从谈起，里面还经常会有各种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成为犯罪的渊薮，对社会秩序构成了极大的危害。据说，在此次打黑风暴之前，不仅歌厅、洗浴、城市交通、货运这样的行业，连肉制品行业，也被黑社会所把持。高利贷盛行，涉及金额达300亿，占当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这样的规模，不知会有多少家庭为之家破人亡？同样，自古以来，黑社会的生存，往往跟警察密切相关，民国之前则是驻防军队和衙门里的捕房。重庆打黑风暴，先整肃了以原公安副局长、司法局局长为首的一批涉黑警务人员，打黑才能马到功成。

当下的中国，处在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大幅度扩张的时代，每次下乡，都能看到有新教堂出现，在一些地方，晚清官员担忧的教堂林立的状况，已经变成了现实。据近来研究基督教的于建嵘先生告诉我，眼下新教家庭教会加上基督教三自成员，已经有1亿3千万之众。如果这个数字属实，按照中国人喜欢正统的习惯，那么天主教徒应该至少不会少于这个规模。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两亿多基督徒。应该说，这两亿多教徒，主要是在改革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发展的。
我们知道，在1949年之前，打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教禁开了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到1949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才270万，加上几十万的新教徒，也就是300万多一点。要知道，虽然在1900年之前，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有暗中的抵制，但义和团事件过后，则走向完全的开放，官方对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没有任何限制，对于外来的人员、资金和教团往来和公益活动，兴办医院和学校，全是绿灯，也就是说，放任他们在中国“收买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成绩，不过尔尔。对比当时4亿5千万左右的人口基数，300万教徒，不过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七弱，而现在则要占到大约20%左右。显然，现在的中国官方，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明里暗里有着诸多的限制。两相对比，出现了非常吊诡的反差。

电影《建国大业》，主演名单排出来，一长串的外籍人士，再不济，也是香港身份。这些外籍人士，不是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原本地道的本土大陆人士，成名了之后，改了国籍。影视界知名人士改国籍，在业内，是个时髦的故事。这个故事还不仅在影视界流行，其他行业也如此。企业界，凡是知名人士，多金之士，差不多都有外国国籍，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再不济也是香港人，或者拥有美国的绿卡。当然，跟影视界一样，这些人都是大陆本土人士，曾经是我们的同学、同乡，小时候一块和泥来着。官场的情况要稍好点，毕竟，拿了外国国籍无法再做中国的官，但是有门路的官员，孩子老婆都送出去了，即使在国内，国籍也变了。人称这叫裸体做官。眼下，随着海归回来的日见其多，学者中的外籍华人也多了起来，其中有些是拿绿卡的。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外籍华人，换了头面，却还在中国大陆发展，没有几个真正出去的。我问过若干这样的外籍人士，为什么不干脆出去生活。他们回答说，在中国好挣钱。
可是，好挣钱的中国，国籍却不受他们待见。非得想法换了不可，哪怕换成小国泰国、新加坡的，也要换。
上面说的这些人，无疑都是中国的精英。精英们都改头换面，套用一句小沈阳的话：为什么呢？如果说，当初中国贫弱之时，还好理解，人往高处走嘛。可是现在，中国据说已经富起来了。欧美和日本，机场上都有中文提示了。实际上我们提到的这些精英，其生活状况已经跟欧美发达国家的上流社会，相差无几了。为什么还要非改国籍不可呢？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国家以来，社会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关系，就是官与民。太平的时候，官民相安无事，动荡的时候，官逼民反。官民之间，官这一头分量重，是主动者，但民的一方也不能太轻，官民关系失衡，风浪即起，水也就覆舟了。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只是，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锈蚀，形同虚设，只有扎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因此，官逼民反的日子，早晚都会来的，由此形成了我们所谓乱治交替的中国历史周期。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动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系更加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教育部出台《通用汉字规范表》（征求意见稿），对44个常用字加以整形，捺改点，横改提，竖钩改竖，调整结构，增加笔画，如此这般。教育部的官员说，这样的微调，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我看未必。此番调整的汉字，像“新、杀、条、杂、亲”等等，都属于最常用的汉字，老百姓几乎每天只要写字，都离不开。漫说现在还有一批老人根本不用电脑，依然坚持手写，小学生在汉字的学习阶段，也要手写，就是我们这些用电脑打字的，看见调整过的这些字，感觉也相当别扭。我们知道，一个人形成的书写习惯，哪怕小学生刚刚形成几年，就很难改了，此方案一旦征求意见完了（一般都是走过场），正式公布实行，势必会让一大批老的老小的小的人，整天处于写错别字的焦虑之中。
关键是，这样折腾一回汉字，有什么必要呢？有什么必要把人家几十年形成的书写习惯改过来呢？是出于规范的要求吗？原来的写法，已经约定俗成，一直这样写下来，而且官方也认可（否则不必此番统一修改），不就等于规范吗？至于说美观，对字来说，看顺眼了就是美。不能说官方认定是美，就是美，老百姓说了不算。
语言文字是个约定俗成的东西，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生活的东西。大众认可，才是硬道理。因为，这东西不是象牙塔里的观赏品，是老百姓每天日用的。在汉字的演化过程中，很多民间流行的俗字，别体字，民间错误的叫法，最后都被官方承认，成为今天的规范。很简单，语言文字是要流通的，是大众的事，不能完全由精英说了算。语言文字不扎根民间，就没有活力。在历史上，许多民族的精英，曾经试图造过字，比如契丹大小字，女真大小字，但是由于没有在民间扎根，最后都没有流传下来。后面的建州女真虽然是金代女真的后裔，但在重新崛起之时，已经全然不知祖先的文字，还得重新再造。因此，教育部下属的国家语委，如果出于规范汉字的考虑，出台所谓的规范表，思路不应该是把已经通行的书写习惯改过来，想当然地改成专家们喜欢的形式，而恰恰应该相反，尊重民间的习惯，加以固定化。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官场上出现了“助理”这个头衔。部长有助理，省长有助理，厅长有助理，大学的校长也有助理，甚至我们小小的学院，院长也有几个助理。发生倒楼事件的上海梅陇镇，开发商居然是镇长助理。前段时间，陕西神木县，也聘了若干煤老板做县长助理。
助理是个啥官？不好说。很多助理，实际上正式的官员编制上是没有的。纵使中央编制办的人，恐怕也说不清助理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官员，因此，在设置官衔的时 候，也没有给这种官职定编，更不用说设置级别了。但是，别看没有编制，也没有明确的级别。甚至有了风吹草动，像梅陇镇这样，镇政府方面甚至可以说，别看是 镇长助理，其实连公务员都不是，因此此人不算政府官员——哧溜一下，就溜走了。其实，人们都知道，助理的权力还是蛮大的。只要当了校长助理，就等于是准副 校长，甚至可能比副校长权力更大，因为校长助理就是校长的延伸，可以理直气壮地分管某摊事务——代表校长来管。同样，当了县长助理，或者镇长助理也是一 样，他们是县长和镇长的“手”和“脚”。至少，可以参加所有镇长县长才能参加的会议，有发言权。

李零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个匾，上面写着“待兔轩”三个篆字，是李零自己的手笔。据李零自己说，当年在野外考古的时候，真的等到过兔子自己送上门来，跟成语里那个眼睁睁看到兔子撞上来的汉子一样幸运。当年的野外考古，生活超级艰苦，每日只有粗面加点辣子，吃得嘴里淡出鸟来，一日，李零正在坑里抠土，一个兔子从天而降，一头栽进十几米深的大坑，几条汉子一个多月没闻到荤腥，见着天赐良肉，大喜过望，于是，兔子当天就进了众汉子的肚子。
蹲在那里不动，能待来兔子，是天大的福气，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事例，只有两次，李零就占了其一，而且在多日没沾荤腥的当口，至少从主观感受上，幸福感极强。可以理解，李零为什么把自己的窝，封为待兔轩。现在我们不缺肉了，待兔的意思，应该另有所指，指的什么，不好说，大概是天下掉下来的好事。之所以这样的待，其实是不指望，更不在乎，因为待兔原本就是一种超级不靠谱的事，拿明知道不靠谱的事来说事儿，一方面是拿自己开心，一方面也拿那些好事开心。毕竟，现在是个兔子满天飞的时代，满世界的学者，都在忙于下套，设网拿兔子，拿到一个还要拿第二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李零看着四处乱窜的兔子，一动不动，冷眼看着，不时地还偷偷坏笑两声。

在职公务员学历达标的运动式疯狂张鸣当下政府的唯学历主义倾向，有地方给了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注脚。重庆市人社局等部门下发文件，到2012年底，对全市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又没有在校学习或者补习的在职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聘)处理。为了解决这些学历不达标的公务员的学历问题，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将安排这些人分期参加学习，采取业余(半脱产)、函授和成人远程教育三种形式，学费由财政资助，在读期间保留职务。（ 8月11日，华龙网）
1949年以来，中国曾经经历过轻视知识，以大老粗为荣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这种错误倾向得到了纠正，但近年以来，却又滑向另一个极端——唯学历主义。不仅设置学历门槛，非达到门槛者一概不取，而且公务员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很多高中生就可以胜任的岗位，居然非硕士、博士不取。似乎政府机关里充满了高学历的硕士和博士，机关工作就知识化现代化了。
对公务员有一定的学历要求，无疑是合理的。此番重庆的学历达标，似乎也不算高，仅仅要求国民教育的大专层次。毕竟，一定国民教育的学历证明，在目前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证明。但是，任何一种岗位，最合适的胜任指标，都是能力和素质。跟能力和素质相比，学历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证明。这样的证明，在任何一个单位，包括企业，录用人员的时候，都只是参考而已。 对公务员有一定的学历要求，无疑是合理的。此番重庆的学历达标，似乎也不算高，仅仅要求国民教育的大专层次。毕竟，一定国民教育的学历证明，在目前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证明。但是，任何一种岗位，最合适的胜任指标，都是能力和素质。跟能力和素质相比，学历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证明。这样的证明，在任何一个单位，包括企业，录用人员的时候，都只是参考而已。如果一个人能力超群，即使没有学历，也可以录用。在社会诚信指数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对学历的态度，尚且如此。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国，录用人员，唯学历是取，就是荒唐了。眼下的学历，是不能轻信的。漫说国民教育的业余、函授和成人远程教育形式，就是全脱产的大学教育，掺水的也相当多。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教育，弄虚作假者大有人在。就本人所在的大学，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混出去的绝对不止一个两个，有的博士生，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至于学校的业余、函授和成人远程教育，知情人都知道，早就变成了挣钱的一种工具，说它是垃圾一点都不为过。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职员，花纳税人的钱，投到这种教育形式中，突击解决学历问题，当然立竿见影，学历肯定都能解决，但有什么用呢？公务员们的能力和素质能得到提高吗？肯定不能。不信可以试试，等重庆这番学历突击完成后，随便抽查几个人，只查他们所学课程最简单，最基本的常识即可。如果这些人能够答上，那么估计那天重庆的太阳肯定是会西边出来。